张伟 刘乃卿 刘俊达 张永权
(作者张伟原任应县县委宣传部部长,刘乃卿原任应县文化馆馆长,刘俊达原任应县文化局局长,张永权原任应县文保所所长。四人均系退休干部。)
文化大革命运动揭开了应县释迦塔内部的神秘,舍利佛牙、七珍八宝、宋辽时代佛经等一批稀世之宝,被学校的红卫兵和不法分子,从一层佛像肚子里以剖腹手段挖了出来。当场焚烧了木塔一层绝大部分宝贵珍藏品。文物清理组清理四层佛像腹内国宝时,顺便把一层佛腹内剩下的部分国宝也清理出来,全部保存在塔下的一间房子里。这件事被当时雁北地区文物站长张畅耕知道后,说这批宝贵文物需要拿到北京荣宝斋修复整理。他一股脑儿先后全部拿回大同去了。这批千年国宝首次离开木塔,离开了佛宫寺。这是从1966年到1978年7月3日的事情。
1982年6月23日的前几天,应县接到雁北地区文物部门的一个通知,说是应县木塔一批文物在北京基本修复整理完毕,在国家历史博物馆先预展一下,让应县有关部门去六个人看预展。根据通知精神,确定了去六个人的名单:政府办公室主任杨生淳、宣传部长张伟、文化局长刘俊达、文保所长谢巨广、文物发现人刘乃卿、文保所干部张永权。23日从应县启程先到大同,后乘火车赴北京。同车启程赴京的雁北地区领导有:地委副书记郑浩、宣传部副部长寒声、文化局局长苏世清、文物站站长张畅耕等。
到达北京后,我们受到了高规格接待,用车送到了住宿地“友谊宾馆”,不仅食宿上乘,还受到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同志的看望。第二天我们才知道为了展示应县木塔文物这件事,省里边领导也专程来京,有:山西省文委主任徐志远、文物局局长刘静山、副局长庞汉杰。这中间,在国家历史博物馆同志们的陪同下,省、地、县三级赴京的同志,参观了“少数民族文物展览”、“皇史城”、“故宫”、“东陵”、“宋庆龄故居”、“人民大会堂”等地方。
1982年6月25日晚上,在“友谊宾馆”召开了会议。省、地、县三级赴京人员都出席了这次很慎重的正式会议。会议由省、地两级领导主持。由地区文物站站长张畅耕先介绍了当晚会议的中心内容,是让应县来京的同志把64件所谓的重复件国宝文物赠送给历史博物馆,赠送时要在“历博”的赠送书上签下赠送者的名字。迟两天,在历史博物馆要举行一次隆重的赠送仪式,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,还要作重要讲话。这时,省、地两级赴京领导满面春风、笑容可掬,都同意赠送;应县赴京的六位同志,个个面无表情,哭笑不得。心想我们是来看修复整理后的预展的,怎就一下子跳出“赠送历博”四个字来。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如雷轰顶,时虽六月时分却活如一盆冷水从头到足,浇得浑身冰凉。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,等待着应县人的反映表态。当时我们想: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同志看后说,“应县木塔这批文物,件件都是国宝。”国宝出自应县木塔,我们受应县领导委托,代表应县20多万人民来京观看修复整理情况的,应县领导与应县人民没有给我们赠送他人的任务呀!这明明是有人早已设下圈套,让我们往里边钻哩。这真是岂有此理!况且,国务院有规定,就地出土文物,文物就地管理,就地保存。今天怎就冒出个“赠送历博”的怪招来。镇静后,我们应县赴京的六位同志,在会议上庄严地做出了表态反映:“不同意”。当场人们感到大吃一惊。
1982年6月27日上午,我们被通知:“搬家。”不让我们在“友谊宾馆”食宿下去了,让我们搬到全国总工会干校招待所食宿。我们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,搬出了“友谊宾馆”,住进全总干校招待所,直到6月30日。1982年7月1日,由北京乘火车返回了应县。应县木塔的一双舍利佛牙,七珍八宝,稀世藏经,在首都北京的谈判桌上,初步达到了“完璧归赵”的目的。